大独裁者

据说，这是卓别林表演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是喜剧大师第一次不仅用身体和表情，也运用语言和声音表现艺术的电影。但这无法说明什么。因为大师的某项突破而视为电影的突破，只能是令人呕吐的追星作派。大师的重要不等于影片的重要；津津乐道的标签不等于影片的质量同为上乘。如果说它好看，它必定要以自身的原因博的人们的共鸣。某种意义上讲，这部电影声音的存在全部都是为了最后的演讲服务。短短五分钟的演讲，是这部影片的核心所在。

我不想对自由平等等语汇再添造作之言，兴狂热之举，我只想对最后的演讲谈两个问题。第一，影片为什么会在最后非常戏剧性且突兀地增加了演讲的环节。据说，这部电影拍摄于1940年，其时纳粹德国正不可阻挡地横行于欧洲大陆，美国的当权者与资本家不想同其发生冲突，卓别林只能自行筹费拍摄这部电影。电影的前半部分充满了卓别林独具个人色彩的喜剧风格，包括被汉娜拍晕后风骚的舞步，踩着节拍为客人理发的搞笑手法，以及将警卫队赶出家门后本想扶墙耍帅却没扶稳的趔趄——丰富的身体语言，以及异于日常的动作展开，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卓别林。但在电影的后半部分，小人物卓别林不见了，大独裁者卓别林成为了主角。大人物身上的幽默表现给了我们一种强烈的反差，似乎一位声称要征服世界的伟大帝王不该是这副模样。卓别林的滑稽表现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影片前半部分的捧腹大笑，而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嘲讽。换言之，我们明知独裁者们不是这个样子，却把他们表现成这个样子并对之嘲讽，这是某种意义上的阿Q精神。影片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卓别林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冷静且帅气的戈培尔，他不同于影片中的任何一位帝国高官。这个角色不断提醒我们，独裁者们奴役和勾结不是一件搞笑的事，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从这时候开始，影片就发展出了同前半部分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而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为了最后的演讲服务的。演讲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所在，影片最后不太符合逻辑的发展既有辛辣的嘲讽意味，但更是为了卓别林能够顺利地登上演讲台。演讲之后的人物遭遇没有被提及，也正印证这一点。换言之，为什么影片会安排最后的演讲？答之：不是影片安排了演讲，而是演讲促进了这部影片的产生。

第二，如果美国人真的信奉自由平等，为什么这只是卓别林一人筹费拍摄的电影。可见，自由与平等也只被一部分人信奉。尽管每一位信徒都会宣称自己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但有趣的是，自由主义以及其徒子徒孙们（包括现代任何宣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主义，甚至是当代保守主义）可能是最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意识形态，甚至是人们可以自我“洗脑”的意识形态。原因无他，自由主义戳中了人们心目中最根本的人性假定，即自私自利，或者说的中庸一些，自爱。从原初意义而言，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的宠儿。从出生开始的放声哭泣，转变到成年之后的谨小慎微，人的成长是反天性与被规训的。灭人欲的圣人的确可能存在，但这充满了各种偶然性。更常见的现实是，被塑造成集体主义的信徒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不甘之感，自私的人们永远占据了社会的大多数。短时间的狂热信仰只能基于一种根基：被宣传的根基。这种印象可能跟随人一生，但更有可能被现实所打败。相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容易被人接受，原因在于，它不仅可以被宣传，更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所以它才看起来这么有吸引力。当年苏联人羡慕美国人，但很少有美国人羡慕苏联人。原因便在于此。

更进一步而言，自由主义能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本身也可被政客们所利用。假惺惺的当权者们告诉我们，他们为我们营造了自由平等的政治环境，但是我们仍能感到数不尽的束缚。他们声称权力归还给了人民，但是人民并没有感到自己被尊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那些越是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越是将其装扮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当成了可以被利用的棋子。要警惕，纳粹当年也在宣称要建立自由尊严的德意志帝国。因而，真正的自由平等只在于平民是否事实上享有了这一点，而不在于当权者怎么宣传这一点。宣传家早就被权力和猪油蒙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