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山杠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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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被告山杠爷又名：The Accused Uncle Shang Gang / 没有原告的杀人事件(港)

分类：剧情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94

简介：山杠爷（李仁堂饰）是堆堆坪的党政最高领导人。由干他在村里主政几十年，享有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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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05-18

被告山杠爷影评：情、理、法与社会治理

首先申明，这篇文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影评，其实是我社会学的一次课堂作业，本文大量的应用了费孝通、冯象和朱苏力的观点甚至直接抄袭了大量他们的书中的原文。
山杠爷在堆堆坪主政的几十年中保证了这里的伦理风俗，惩治了很多刁汉泼妇，也带领这里的人们渐渐致富，因此，他得到了堆堆坪的相亲们的普遍支持和尊重，在堆堆坪树立了绝对的威信。但是他的很多行为触犯了法律，最终只得接受法律制裁。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为何我们奉若神明的法律在这里这么不合情合理呢？“中国当代正式法律的运作逻辑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社会背景脱节了？”我们讲的“情理”与法律的冲突于我们的法治的现代化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现代法律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这一套秩序全是立足于生人社会。西方在工业化、城市化几百年的过程中，已经彻底的形成了一个生人社会，契约精神也已经升入深入人心。在改革开放的10多年中，中国的很多城市也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和西方无异。用Durkheim的话说，城市形成了“机械的团结”，即为了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理所当然的能够形成一个法理社会。
这部电影拍摄于1994年，那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16年。在这16年里，中国的很多政治经济制度的学习了西方，中国的法治道路也同样如此。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经济确实是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是不能忽略的是中国的城乡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了，中国广大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并无多大变化。
农村中的人们都是直接靠农村来谋生的人，他们都是被粘在土地上的。农民都是聚村而居，我分析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农民们土地面积并不是很大，都是小农经营，这样使他们的住宅和土地的距离近一些；二是聚村而居使他们在水利等方面更容易合作；三是根据后代继承土地的原则，子孙继承祖辈的土地，一代代的继承也就形成了村落，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农村虽然聚村而居，这里有聚集的影子存在，但是对于他们，整个社会也就是他们的村子。村与村的关系从人与空间的关系来说的话，是不流动的，从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来说的话，他们就是孤立隔膜的。这一些些的原因特点导致整个农村社会都是具有地方性的，每个村子就是一个“国家”。农村社会也就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用Durkheim的话来说就是“有机的团结”，是一种没有具体目的，只因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有着“天生的信任”，这里不需要契约的存在，这里无需签字画押。你要定个合同，写个“契约”那真是伤感情的事情。“面子”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一个及其重要的资源，你背信弃义就失了面子，你也就失去了在这个社会生活的一个基础。所以人们一般是不会背信弃义的，因为这样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极其巨大的。法理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显然是很难形成的。但一个社会必然有它的一套行为规范，这就便有了“礼”，也就是通说的“情、理”。
“礼”所维持社会秩序所用的力量极其所根据规范的性质是一种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是不断教化中养成的个人的敬畏感。礼的不断教化自然就需要一种权力，费孝通将其称为“长老统治”。既然要教化，就需要一种强制性权力，但是这种强制性权力又不同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这种权力类似于父母教育自己的子女的亲权，父母不承认子女的意志，通过自己的强制教化来赋予他们意志。电影中山杠爷虽然是堆堆坪的党政机关最高领导人，名义上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但是我认为山杠爷其实是这里的“长老”。山杠爷没有用任何法律武器来治理堆堆坪，而使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例如游街示众，以此来损这些“刁汉泼妇”的面子，这到属于礼治教化的手段。
回到文章题目，大量的依“情、理”治理社会是现在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不得以而为之，现代法治才是最终治理方式。在“法”与“情、理”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得以“法”为准。现代的法治本来就是一个人为的矛盾的统一体，它之所以能标榜自己比以往任何样式的法治更加“理性”、更加可预期、更“不坏”，无非是因为它把不懂得预期它的干预、没办法认可它的裁断的人们放逐到了“法律意识”或“权利意识”之外。法治现代化作为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首要任务便是让类似于“堆堆坪的村民”的人们成为自己教育、改造的对象，成为非文字化的、“简朴”的、自发的、互相矛盾的、愚昧无知的“山杠爷”。法治的建设虽然离不开大量的理论工作，但是他本质上不是理论上的事业。法治只能是全体人民社会生活，包括他们的斗争、失败、压迫、解放的产物。在这个继往开来的事业里，每一个山杠爷都必须充分的认识到自己的“法盲”身份和位置。”
堆堆坪这样的农村的熟人社会基础，使得法律在这里显得不合情理，而礼治在这里大行其道，最终使得这里的“村规”就是“国法”，最终带走山杠爷也显得不合民意。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但并非是不可能。因此立法或者说在法律移植的时候要更多的考虑本土资源，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而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广大农村，缩小城乡发展水平差距，解构农村的熟人社会基础，使中国真正的成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
参考文献：
1、《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朱苏力
2、《乡土中国》费孝通
3、《木腿正义》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