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山杠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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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被告山杠爷又名：The Accused Uncle Shang Gang / 没有原告的杀人事件(港)

分类：剧情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94

简介：山杠爷（李仁堂饰）是堆堆坪的党政最高领导人。由干他在村里主政几十年，享有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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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01-02

被告山杠爷影评：我觉得还是应该纪念下我的公法文献课

如若柏拉图看到电影《被告山杠爷》中的社会，他一定会批判地说，堆堆坪一定不是理想国。当然，你可以认为山杠爷在堆堆坪这个集体社会中扮演者哲人王的角色。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理想国的体系中，根据劳动者的分工不同，整个社会如同一个人的身体一般：哲人王是人的大脑；军人为人的胸腔；手工者为人的肚腩。如此一个等级的社会，其阶层的划分依据则是每个人获取知识的程度的不同：拥有较高层次的知识的人控制着较低层次的人。因为“美德即知识”拥有知识越多的人，拥有的美德也越高，才可以称的上是一个“善人”。人们服务社会的唯一目的在于让国家变成“善”的，因此家庭的存在是阻碍发展的，甚至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堆堆坪的社会中，在山杠爷管理之下的社会结构是由一个个的家庭所组成的，每个家庭中的成员之所以信服山杠爷，则是基于对于堆堆坪这个大家庭中家长权威的信服。影片中山杠爷总是在强调：自己知识少，没念过书。这样的人在柏拉图看来，他是缺乏美德的，甚至不是一个“善”的人，所以山杠爷怎么可能会是理想国中的哲人王呢？
如若亚里士多德看到电影《被告山杠爷》中的社会，他应该不会认为这就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社会。虽然，山杠爷在用经验的法则管理着堆堆坪，但堆堆坪的最高权威却不是法律，这里是没有法律的，有的只是山杠爷的权威。这样的模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属于一种“堕落”（即专制）的“统治”。但我们无法忽视的是，山杠爷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村民的利益：无论催在外打工者回村中责任田，亦或主张为堆堆坪建筑水坝；无论要求子女孝顺父母，亦或禁止醉汉酗酒。而被山杠爷教育过的村民，亦或没有被教育过的村民都对山杠爷的权威非常的信服，都自愿地服从他的管理。这样的社会真的是“堕落”的嘛？
堆堆坪村的社会其实是中国传统乡村的一个投影。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一直在依靠农业的发展，因而导致直接以农业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从而造就了中国底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血脉的演进，一个家庭慢慢繁衍出越来越多的家庭，于是构成了一个个相互独立的氏族，亦或称之为村落。在每个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每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会使人感到自动的，这是一个熟人的社会，一个讲究关系、人情的社会。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人们，以一般的道德观念为准绳，服从家长式的管理，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如果有人违反了社会道德，则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受到人的唾弃。
上述关于社会的描述，便是我们所谓的“人治”，似乎应当是我们现代法治社会所摒弃的，因为“人治”是专制的，是不好的。但区分人治与法治的，并不单单看“人”与“法”这两个字，而是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虽然从形式上看起来像是个人的亦或家族的专制，但其内在的社会秩序却是依据道德与礼法来维系了，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如将其界定为礼治。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如同法律的性质一样。那如何得到社会公认呢？这便需要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交给下一代的结果——这里我们看到了经验法则的身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传统。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上一代老人在下一代人小的时候，耳提面命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的坏的，在下一代的内心建立起了价值判断。从此循环往复，在下一代人心中渐渐养成了对礼的个人敬畏之感，对传统的恪守。这就是为什么电影中，山杠爷说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庄稼人交“皇粮”也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有人破坏了礼，对传统不尊崇，则会被认为的教化的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将不孝顺父母的人游街，将不纳粮的人关黑屋等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对山杠爷看来却是理所应当的，因为那只是家长在管教不懂事的孩子而已。
当然，我们无法忽视的是，越是传统的东西，越是具有保守性。而现代社会彰显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与之格格不入的，似乎应当被我们摒弃的。但真的是这样嘛？在影片中作为现代法治代表的女检察官，面对村民对山杠爷的歌颂，只是在机械的重复那些干巴巴的法律禁令，即使她的内心深处也在认可着山杠爷的行为。在乡村社会领域, 她的观点得不到人们的支持，村民的对她的认可仅仅是因为她代表着国家公权力，是县里来的人。女检察官为法律的辩护也是如此的无力,以至于人们会认为她在故意刁难山杠爷的工作。这正应了山杠爷的话:“迂腐得很嘞！这样教娃娃, 只怕将娃娃教呆殏了! ” “你们的老师到过堆堆坪？那写书的人到过堆堆坪？不晓得堆堆坪的事,胡写乱教！”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逐步走上了法治的道路,以法治的模式构建我们的社会。而法治是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 但在社会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状况下,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 个人权利如何连接家庭、村庄和社会？如何从个人权利的立场出发, 面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诸多复杂事务？如何回应这个时代的治理困境、秩序困境和伦理困境呢？这恐怕是我们这些法治论者所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