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山杠爷

中国的乡土社会，从来都是一个由熟人构成的社会。

和城市相比，农村有着更为紧密的人情关系，乡亲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在这样一个天然的封闭环境里，法律很难得到有效实行。

就像网上说的，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那些“村规”与“国法”的边角摩擦，始终在不断地上演着。

其实在很多电影里，也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挖掘。

比如知名度最高的《秋菊打官司》，借着秋菊要讨个说法的经历，以“三分戏谑，七分辛酸”的方式把村规与国法的矛盾进行了一番深挖。

曾获得第15届金鸡奖最佳影片的《被告山杠爷》，也围绕着村长山杠爷这一角色，把国法和村规好好探讨了一番。

山杠爷，堆堆坪村的老村长，为人正直豪爽，做事雷厉风行，就任这些年给村里办了不少实事，树立了极高的威望。

别的村子里大小纠纷不断，唯独堆堆坪这么多年风平浪静，多次获得“模范村”的称号，山杠爷也多次被评为先进模范。

某日，一辆警车开进了堆堆坪，打破了堆堆坪多年来的平静。

据前来调查的县检察院人员苏琴所说，他们接到了一封来自堆堆坪的匿名检举信，信上提到了村里最近发生的一起自杀案。

原来不久前，一个静谧的清晨，村里夯娃的媳妇强英在山杠爷家门前悬梁自尽。

悲痛万分的夯娃看着强英的尸体，边哭边说是山杠爷逼死了强英。

这个在堆堆坪“把持大权”多年的老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一些人提供的信息上看，山杠爷确实犯下过不少违背法纪的“恶行”。

比如为了让外出打工者回家种地，他会私自拆开他人信件查看寄信地址，再派人到当地去把人强制性带回。

比如有人犯了错不服管教，就把人抓起来关到祠堂饿几天，或者把人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强英就是犯了错被山杠爷下令强行捆绑去游街，觉得脸面丢尽才选择了轻生。

山杠爷这种极度粗暴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就连他正在读小学的孙子也在质疑。

爷爷的这些行为，是不是已经犯了法？

但山杠爷自有他的一套道理：俗话说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国法和村规，其实都是一回事！

从这方面来看，山杠爷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极深，不仅处理问题的手段简单粗暴，做事也独断专行，完全就是蛮横无理的“法盲”。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山杠爷做事强硬，但村里人对于他的评价，无论是人品还是办事，却都是赞不绝口。

比如强英的自杀，事情起因就是由于她不孝敬婆婆，整日对老人又打又骂。

这一天婆婆实在忍不了儿媳的虐待哭着到杠爷家寻求帮助，看着老人身上的淤青，怒不可遏的杠爷决定对其进行惩戒。

晚上，山杠爷借着村里放电影的机会，找来了强英的父母，当众揭露她虐待老人的事实，让强英十分难堪。

回到家后，强英觉得气不过又追着婆婆打，被闻讯赶来的山杠爷等人制止。

但强英仍不知有错，对着山杠爷等人破口大骂，山杠爷这才下令让人把她绑起来，第二天去游街。

说到底，山杠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人，为了村子的未来着想，没有一点私心。

这也是为何调查组来了以后，山杠爷根本没在意：身正不怕影子斜，随便他们怎么调查好了！

不可否认，山杠爷办事尽管粗暴，但他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治理好这个村子，尽到作为一个干部的职责。

私拆明喜写给妻子的信，是因为村里劳动力实在短缺，如果都外出打工不回来，家里的田地都将荒废下去。

当众打腊喜的耳光，也是因为其身为党员不以身作则，不愿为村里的水利工程尽自己的一份力。

面对村里很多棘手的问题，山杠爷觉得必须采取一些“铁腕”手段才能对付。

就像他说的那句“一蛮三分理”，村里很多人什么都不服，只服一个“蛮”字。

不交粮的人被关了几天，以后再也没发生过逾期不交的问题；

看着被扇了耳光的腊喜，没人敢再对修水库的事情懈怠，都积极投身到其中。

这种“杀鸡儆猴”的策略效果的确很好，整个村子被治理的井井有条，很多人也都感叹，多亏了山杠爷，他们才过上太平安生的日子。

当得知山杠爷有可能会进监狱的消息后，很多村民都泣不成声，拥在苏琴等人身边给山杠爷求情。

这些人、包括山杠爷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一心为了群众办事，到头来却吃了官司犯了法？

对于片中关于“法”与“理”之间的不和谐，皮哥也充满了相当复杂的情绪。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中说过这么一句话：

“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

尤其是处于从礼治到法治过渡的那一时期，深受传统观念浸润的村民更是普遍缺乏法律意识，他们所遵循忌惮的还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套道德理念。

而山杠爷正是充当了这样一位礼教的规训者，他延续着封建宗族大家长式的管理传统，对那些违背祖训的人和事进行必要的惩戒。

在他看来，很多法律上的条文，到了村子里并不能完全照搬全收。

就像前段时间进城，他在大街上吐了口痰，被罚了钱；但这个条款到了村子里，该如何让村民们遵守？

对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村民来说，管住他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老规矩”来推行“新政策”。

“村规”与“国法”，“人治”与“法治”，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正是处于剧变的中国社会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影片到最后出现了令人愕然的戏剧性转折：原来写那封“告密信”的人，是山杠爷的小孙子。

对于爷爷是否犯法的迷惑始终困扰着小男孩，因而他写信给报社，希望自己的疑惑能够得到解答，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

表面上看，这是山杠爷小孙子的困惑；实际上，这何尝不是整个乡土社会关于法治与礼治的困惑。

影片最后，在村民们凄凉的呼唤声中，杠爷终究还是被警车带走了。

那个满脸泪痕的山杠爷特写镜头，让人由衷地感受到一种无力和心塞。

借助这一充满情感冲击力的特写镜头，影片对观众进行了“疑问”和“质询”：

离开了“人治”的堆堆坪，能否很快步入“法治”的轨道？

在这场村规和国法的对弈中，究竟孰对孰错？

随着法律的逐渐完善健全，希望像《被告山杠爷》这样的故事，不要再不断重演。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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