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

电影改编自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导演自编自导自演，对作品和人物有选取和研究。正如她自己所述，对人物深入研究之后，台词、语言和行动就自然而然生长出来了。影片吸引人之处仍然是细腻的质感和生活氛围，以及丝丝入扣的哀伤。故事的线索也不复杂，一直以小男孩口中的母亲，其悲情的人生为行动线索而展开。因此也不难看出，这是一部哀悼女性命运，也抒发着以色列民族国家悲情的作品。如果仅仅论故事情节及叙述语言，虽然因作家的深情描述，语言一直是这部电影的灵魂，但就故事的内核而言并没有太多亮点。小男孩，也就是作家本人的细腻的感受，却附着在女性的躯体和生命中，以对女性的同情和哀伤，向银幕以外的人传递了一段个人历史中的灾难。然而，这又不单纯是个人的悲剧，又是犹太复国运动以及巴以冲突的历史，也同样镌刻着一种阴柔的悲情。因此，将一个女性的衰弱、哀伤和死亡，与一段失落的和平相联系，似乎也不乏其意义。似乎女性弱势的地位，与其民族神话中对失落的历史和荣耀的描述，总是在读者、观者的脑海里应对起来。这几乎成为了一种惯性，尽管这未必是健康的。

电影初始就拍摄了讲故事的人，光影中的手势和眼神，似乎预示着女主角浪漫的天性，以及她自我暗示的习性。人的行为和思想有其一惯性。悲剧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已经种下。这位年轻的母亲出身于波兰富庶的家庭，受过教育，头脑里对爱情和传奇故事不乏幻想。出于对理想爱情和生活的向往，她追随着爱人，离开欧洲的土地，来到耶路撒冷，以求在此地创造出新的以色列人。宗教故事的感召力虽然能鼓动人心，但现实往往比想像中艰难。何况这对受过教育的父母，对西方文明也自有其执着之情：地理上越是远离波兰的，就越是文明；但是西方文明也在玩弄以色列，特别是他们最欣羡的英国，总是玩弄着制造民族矛盾和双线策略的把戏。影片的质感正表现在对犹太民族一次次寄望于外力，又一次次遭受背叛的情绪之上。在1947年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投票时，巴勒斯坦的民众都聚集在广播下，静听唱票的过程。犹太人获许建国，年轻的女性在这一情境下悲声大哭，人群为之欢呼雀跃。悲情的色彩和音乐又暗示未来的不安前景。毕竟随后是随着领土争端而发生的巴以冲突，以及以色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敌对关系。这种民族情绪被具体地描画出来，却又暗中提醒了一点：在一起历史事件的标志下，真正经历着悲伤和喜悦的却是具体的人。当政治问题落到每一个人身上，其所属社区、立场和感受，又渐渐分化出来了。女性和男性相比，又尤为不同。在这部电影中， 女性的叙事是随着政治理想的失落和战争的爆发，而真正展开的。当一个女人逐渐深入到生活中，她几乎不可避免地被越来越多的经验所包围，她所面对的人、事、物，也会越来越具体。虽然可以通过训练，达到一种理性，但身为女人的敏感，有时未必是一种劣势。当男人们还在为了理想和主义而战斗的时候，这位母亲在生活中看到了战争残酷的一面，直至亲历亲人死于流弹的悲剧。民族之间的仇恨被挑起之后，生活从贫瘠进而变为动荡不安，母亲也陷入了抑郁。整个女性在抑郁症中不断下坠和分裂的过程，其实拍得并无任何新意。

而弱小民族的悲情剧情，又总是在历史上重演。2020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战争爆发之后，又再次让人目睹了弱小国家对外求援的窘境。而阿塞拜疆的民众也为其军事行动的捷报而全城欢庆。只不过这次的主角不是以色列。

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甚至有些平铺直叙。对喜欢文学叙事的人来说，这样一段年轻女人生命陨落的故事，更像是一小段哀歌。它哀歌什么呢？蒙太奇镜头揭示了女主角人生悲情的根源，她讲述的传奇故事里，都有自己生命的阴影，其中充斥着毁灭自我、放逐生命的冲动。正是她内心的欲望，推着自己一步步走到了预先标识好的终点。而作家在写作中，也终于想要回到故事中，去拯救自己的母亲。叙事也是一种自我整合的方式，奥兹写作这部小说时，要言不烦地叙述那些阿拉伯富裕家庭的风俗，描述着犹太家庭之间的繁文缛节和文明教养，其中都是记忆中的生活细节，甚至细腻得少了点英雄气概。作者似乎也继承了母亲的阴郁和柔情，在自我的叙事中，也将这一部分糅合进了文字的肌理，对他自身而言，倒也不啻一种哀悼和治疗。而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作者将民族的悲情和个人的悲剧，调和与关联，这一笔触，有多少是经过深刻思考的，又或者是出于这一种直觉。也许两者兼而有之。虽然是一部阴郁的书籍，一部阴郁的电影，但在经历了这一小段悲情的旅途之后，似乎又示人以希望。从看到具体的个人开始，对信仰和教条的偏执狂，似乎是可以慢慢松动的。小说往往比电影更耐看，正是因为人物展开得更充分。也许在充分哀悼之后，才能走出历史的阴影，发展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知识。文学除了有各种载道的功能之外，本身也是整合记忆和自我理解的途径，而这一点，是不应为人所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