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当打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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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力荐

原名：歌手·当打之年又名：歌手2020 / 我是歌手第八季 / 歌手第四季

分类：音乐 / 真人秀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20

简介：湖南卫视《歌手》第八季，2020年（1.31—4.17）周五黄金档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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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02-10

歌手·当打之年影评：《歌手•当打之年》—音乐形象学

印象最深的是采访里华晨宇说的那句话，“年轻人的音乐也是有灵魂的”。其背后表达的信息是，以华晨宇为代表的这一批在10年代达到事业黄金阶段的音乐人，也能够制作出质量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80、90、00年代前辈的音乐。再进一步讲，花花的话其实指出了一种音乐的评判标准，即有无“灵魂”。
有些话，就比如这句，往往乍一听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却不知道理从何而来。这是因为，“灵魂”本身是个内涵极不明确的概念。而笔者在赞同“灵魂”这一评判标准的基础上，认为所谓“灵魂”，不是观念、理念或者信念（“灵魂”并不完全是理性的），而是情感和形象。按照康德的观点，人在美学的接受过程中应该存在一个“先验的”机制，也就是别林斯基所谓“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有意识中的无意识”和“有所凭借”的自由，这里，笔者认为这种机制可以替换为情感和形象。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种替换成立，那么这种接受机制就不能看做完全是神秘主义和先验的，而必然与后天的积淀有关。一种情感和形象，来源可以众多，个人、集体、经验、创造与流变，皆有可能。
同样，这里之所以将“情感”与“形象”并提，是因为在一个文本中，“情感”与“形象”是合二为一的，形象被用来传达情感，依靠情感来解释形象——从散文，到小说，再到诗歌，最后是绘画和音乐，随着形象和情感结合的不断紧密，形象内部“观念”的成分减少，文本的“阐释性”减弱，而“表现性”渐强。所以泼妇骂街感情充沛但不是艺术，因为其多阐释，少形象。“情感”与“情绪”之区别，是在于此。
不妨拿生活中几个趣味横生的现象来说明“形象”和“情感”的问题。比如你或许可能会碰到一类亲戚，你说你胃不好，他说你是吃外卖吃的；你说你睡眠补足，他说你是打游戏打的，谈到新学期的期望，他语重心长的看着你，告诉你“少吃外卖，少打游戏，多看点书。”这说明，对这样一类人，年轻人作为一类“形象”在他们心中是完全固化的，进一步讲，他们自身的形象也是固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对某一种电视剧感兴趣，偏爱某一类型的角色而很少理解同情其他角色的命运，而这种人又以中年人士居多，因为只有这样的形象才能作为他们自身的“镜像”和“他者”与之心有戚戚焉，毕竟其形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增长缓慢甚至停止了。同样也有青年某些君，抱着自己认的死理不放，二十几岁的年龄，做了个看什么都一样颜色的人。放到艺术这里，也是这么回事，笔者认为，没人能客观地从艺术价值上来评判一个作品，因为任何一种欣赏，都包含了其内心中对这种形象的一种复杂渴求，或者说，作为重重外界压力之下自身形象的一种舒展，从想做，到想做而不能做，到想做而不敢做，等等等等还有很多，不过都是后话了。
好的，蛊惑部分结束，正片开始。按照上述逻辑，一首歌曲，更准确的说，一次音乐表演（live show），能否被人所接受，所赞赏，取决于它在接受者心中激起了怎样的形象，通过这种形象唤起了怎样的感情。《歌手·当打之年》玩的无非也是这个套路，预告片的场景从大型CBD、艺术工作室到大型live现场（酒吧），皆为青年人平日流连之处，而背影时尚的穿着搭配与造型，也牢牢锁定了青年一代人的视点，器乐与生活场景的切换将生命体验与音乐艺术合二为一，这一切的一切，都为了使《歌手》所生产的音乐在观众心目中激起属于这一代人“当打之年”的自我认同。
1.袁娅维《我爱》
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热情的生命，歌唱着 “我爱”的大胆呼唤，坦诚迷人又性感。以这个形象出现的女性，“tired of lonely”，不再是欲望的承载着，而是欲望的大胆输出者。魅惑的紫色光线，轻佻的音乐使这首歌带有明显的性暗示意味，但又毫不过火。《我爱》，召唤的是接受者心中受到性压抑形象的舒展。
2.毛不易、黄霄雲
目前节目最大的争议之一，在于黄霄雲奇袭毛不易成功。而黄霄雲的成功按照本文的逻辑是不太现实的，但我并不怀疑节目出现黑幕，因为这又引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此本文将做有限的讨论。首先，一次表演，能否打动人在于它能否激起某种形象，而这一效果的前提在于，这一表演可以被一次性接受。因此，统一的（或者是组织得当的，比如华晨宇）演唱技术，通俗易懂（或组织得当的，比如华晨宇）的歌词，都是必不可少的。换而言之，能激起形象的表演，必须控制好与欣赏者的距离，太近或太远都会影响表演效果。所以我认为，黄霄雲的表演论效果，并不如毛不易。
但有趣的地方在于，投票者即使会被形象打动，是否意味着会投票给毛不易呢？情感与形象，在投票片刻的理性思考中，是否会让位于强大的vocal和技术？这点是值得再搜集更多资料进行讨论的。
3.华晨宇、萧敬腾
这是本场最会使用“形象”打动观众的两位歌手——华晨宇、萧敬腾。但二者的效果从排名（假设排名真的反映了这一点）来看却差别很大，这又引出了一个新问题，硬性的唱功在“音乐的形象”中能产生多大影响？我们看到两位歌手的肢体都是夸张的，舞台方面，花花的金色灯光与黑暗交错演绎出高贵与毁灭的怪诞“默剧”，而老萧的开头则使用红蓝色光效模拟警灯，塑造“打破”“罪”“青春”“击碎”等等观念的象征物，与前两段结束后寒鸦少年手中的微光是同样的修辞。而在唱功方面，近些年来状态下滑的厉害的萧敬腾明显对于《皮囊》这样的高难度歌曲有些力不从心，反观华晨宇，则对其音乐拥有明显的掌控感。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观点，歌手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是接受者内心中各种形象碎片的集中和舒展。观众在欣赏表演时，所见的是一个他们心中某种形象或情感的“代言人”，使用音乐的“张扬者”，是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因此，吃力的演唱会打破这种形象在观众心中的地位，从而影响表演的效果。